【大公網訊】近30年來中國超常和超速的發展，導致流行的一些西方理論正在不斷地被證僞。以下僅舉七例：

例一，根據達爾等政治學家的理論，經濟發展和教育水準是民主選舉的必要條件。但歷時近20年的中國村民選舉，劫在經濟貧困、教育落後的100多萬個鄉村有序而且持續地進行，不少選民文化程度和生活水平都不高，如雲南祿豐縣高峰鄉海聯村村民，2002年人均年收入僅302元，且半數以上是文盲，但他們的選舉程式之專業、選舉秩序之穩定、選舉行爲之理性，爲許多海外專家所稱道。

關于中國的基尼係數是否應打國情折扣的爭論是「中國特殊論」的體現資料圖

例二，流行西方的政治強人理論大都認爲，政治強人的存在有助于社會穩定，但強人的消失將導致社會動蕩，甚至內戰。對此，衆多西方學者曾預測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大政治強人之後，中國必定大亂。但事實是，1970年代末，中國不僅沒有出現內戰，而且啓動了改革開放；1997年以後，中國經濟更是呈現史無前例的發展勢頭。

例三，許多現代化理論家認爲，中產階級和私有財産集團是自由、民主的重大動力，幷對現有政權産生巨大威脅與反叛。但是，中國中產階級已成型且逐漸壯大，各個階層的私有財産也呈飛速增長，不過，他們大都不是西方理論家所說的民主政治的積極鼓吹者和實踐者，更不是現有政權的麻煩製造者。相反，他們積極要求入黨，參加政協、人大，甚至擔任政府官員，成爲中國共產黨的天然盟友。

例四，發展經濟學的一大理論認爲，貧富分化必然導致社會動蕩，如果一個社會的基尼係數超過0.4，社會的動蕩就進入臨界點，幷預示著政治革命即將來臨。但是，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45，劫幷沒有出現「陳勝、吳廣」，更不見「改朝換代」。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不到0.2，但全中國劫陷入十年動亂。

例五，著名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的「警句」，已被衆多政治學家證明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典理論。但是，如果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與目前的中國相比，前者的權力絕對化遠遠大于後者，但後者的腐敗程度又遠遠大于前者，由此難道可以推出：權力越集中，腐敗越少；權力越多元，腐敗越嚴重嗎？

例六，美國華裔律師章家敦等提出的「中國崩潰論」，認爲中國內部的種種危機既是內生的，也是難以避免的，這些危機不斷累積，必然壓垮中國。但這20多年來，中國劫沒有按照這些西方預言家們的設想，出現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工農暴動、國家分裂和政權垮台，相反，經濟超常發展、社會相對穩定、政權依然鞏固。

例七，「中國威脅論」的一大依據是，自近代以來，任何一個大國的興起都伴隨著戰爭與擴張，如19世紀的普魯士、20世紀的日本帝國等。所以，中國想崛起就不可能是和平的。但是，至少到目前爲止，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一些人只是在心理和臆想層面産生「威脅」，幷不是現實。

中國發展的特殊路徑

面對上述西方經典理論與中國發展現實互相矛盾所産生的「哥德巴赫猜想」，筆者覺得有必要提出「中國特殊論」(見本人英文專著《中國特殊論：中國發展的困惑和路徑》)。

大致而言，「中國特殊論」的論證基點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國體制與文化上的，以下僅舉四例：

其一，中國現行的經濟制度，既不是西方教科書上所講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場經濟，它是建立在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之上的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雜交的混合經濟。這種特殊的經濟體制在西方的教科書上幾乎空白，它與西方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蘇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都不同。它是看得見的手(權力)和看不見的手(市場)互相雜交之後所産生的一種新的獨立經濟形態，幷受到中國的孔孟文化、政黨文化和商品文化的三重影響。所以，它有可能不是過渡的和暫時的，而可能是相對獨立和持久的。

其二，特殊的混合經濟必然産生特殊的社會階級。最令人矚目的是，中國新興的富豪階層雖然具有獨立的財産，但很少追求獨立的政治地位，他們不是政治權力的制衡，因爲他們當初的財富積累與在政治上得到的支援密切相關。西方學者所期望的類似歐洲新興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不大可能在中國出現。

其三，中國出現腐敗的原因與中國獨特的信仰文化有關，主要表現在政治信仰失落和宗教信仰貧困。在政治信仰方面，隨著商業化、市場化的盛行，貪官的政治信仰正在被貪欲、物欲和情欲所取代。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國社會的貪官大都是無神論者，缺乏內生的心理恐懼和道德約束。儘管一些貪官也燒香拜佛，但他們大多不是真信徒，祭拜佛祖的動機是保佑自己平安無事，發財升官。

其四，「中國崩潰論」之所以至今無法應驗，主要是西方學者對中國所特有的「有效穩定」和「內部制衡」的政治文化機制缺乏認識。中國文化向來存在「穩爲先、變爲次」的傳統，而且「穩得快、變得慢」也是溶化在中國人血液中的重要基因。中國政治文化中儘管缺乏西方所固有的以外部制衡爲特徵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約，但自古幷不缺乏內部制衡的傳統，如天制衡帝、官制衡士、宦官制衡外戚等。同樣，今天的中國政界因爲博弈所産生的制衡和監督效應，往往被西方學者所忽視和輕視。其實，正是中國政治的治理結構中，始終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權與制衡，所以中國的核心領導層能夠不斷調整，導致中國的發展保存和延續了相當的潛力和活力。

「中國特殊論」非常必要

當前，「中國特殊論」已經引起許多爭議。一些學者認爲，中國目前所有的「奇怪」現象都是暫時的和過渡的，其終極目標必然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西方與東方必然殊途同歸。假以時日，中國只能而且必須按照西方的理論框架和發展邏輯運行。對此，筆者希望再澄清幾點：首先，「中國特殊論」建立在價值中立的基礎上，特殊既不代表反動，也不表示偉大，特殊是真實的，同時也是奇怪和反常的。「中國特殊論」的判斷和解釋不以現有的經典理論爲指標，不以各國的歷史與現狀爲參照，完全是依據中國近30年的各種發展現實爲實證分析的基點，價值中立地分析中國的客觀現實對世界常識的挑戰和對經典理論的證僞。客觀現實與經典理論沒有好壞之分，只有不同解釋之別。學者必須具備這份理性，才能有助于尋找和發展真理。

其次，當經典理論難以解釋一種新的現實之時，學者就有責任發展理論、創新理論，而不是等待現實的變化去遷就現有理論的框架與邏輯。可以理解，面對中國急劇而又獨特的發展，許多堅信西方經典理論的學者自然充滿困惑和痛苦，誰都不願意輕易放弃自己畢生研究和信仰的理論，一旦發現自己心愛的理論遭到實踐的證僞，自然的反映不外是拒絕承認現實、錯誤解釋現實，甚至充滿偏見地歪曲和攻擊現實，這就是爲什麼近20年來，西方學術界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的預言與判斷頻頻出錯的重要原因。

再次，存在的可能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爲新理論的創新提供條件。中國的改革發展已經歷了近30年，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爲學者反思現存的理論局限提供了足夠的時空條件。1831年，著名的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考察美國政治民主制度，當時美國實踐憲法只有44年，開展工業革命也只有16年，但托克維爾面對美國民主制度對歐洲經典民主理論的挑戰時，他不是以美國式民主實施時間不長，而拒絕理論創新，而是以完全開放的態度，價值中立地評判美國民主與歐洲民主的不同，最後完成傳世的《論美國民主》。從此，大量的歐洲民主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不是被證僞，就是被創新。

可見，經典理論被證僞其實代表了一種社會進步，幷預示新理論誕生的機會。同樣，面對20世紀美國迅速崛起的事實，美國學者提出著名的「美國例外論」，認爲美國各種特殊的發展條件，導致美國走一條不同于歐洲常態發展的道路，而一旦美國式的道路獲得成功，所有不符合美國國情的傳統理論和世界潮流都受到了質疑與挑戰，幷由此更新與創造了大量的新理論，旨在解釋和適應美國的奇跡。這就是「存在」和「成功」的魅力，更是理論之樹得以常青的動力。所以，如果中國發展能夠持續，「中國特殊論」的命運有可能像「美國例外論」一樣，得到全世界的認同。

作者是旅居美國的大學教授。

中國經濟網31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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